怎样赢得“人才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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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特尔、微软、朗讯、IBM、摩托罗拉等跨国巨头,近两年相继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仅朗讯公司所属的贝尔实验室就在我国招了300人。

  与此同时,我国滞留国外的各类专业人才已达30多万人。7月中旬,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了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我国科技竞争力继1999年从1998年的第13位下滑到第25位后,今年又滑至第28位。

  一系列资料显示,随着我国“入世”日期的临近,新一轮“人才大战”的硝烟,已经在我们的家门口腾起。而滞后的用人机制,则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20年流失了好几个“硅谷”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我国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在不断扩大。目前我国从事科技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只有149万人。下世纪初,我国高级科研人才将出现退休高峰,高级人才资源面临短缺危机。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全球性的人才竞争中却明显处于劣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出国留学2万人,累计达40多万人,学成归国者10万,在校学习者10万,回归率仅为33%。

  记者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了解到,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很多去了美国。北大物理系在过去20年中,三分之一的学生出国了,仅在美国就有500多人。美国劳工部门称,美国将有100万个新岗位需要软件技能,今后5年内需要近10万名电脑专家。美国大学所能提供的毕业生人数只有三分之一左右。为此,美国在加强国内人才培养的同时,正以各种方式加快与其他国家争夺高级人才。

  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历史已证明,谁拥有人才,谁就处于主动和领先位置。美国二战后的20年内,引进高科技人才达40多万,其中华裔人才占三分之一。硅谷目前约7000家高科技公司中,约有2000家由华裔创办或管理。硅谷地区的高科技创业者李信麟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说:“没有中国人,硅谷就不成其为硅谷。”中国20年流失几十万学子,等于流失了好几个“硅谷”。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企图限制或阻拦出国留学是不可能的,更是不可取的。目前的关键是如何确保回归比数。国际研究数据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三分之二留学生归国效劳,三分之一留学生在国外工作学习沟通信息,使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2:1的“最佳回归比数”,是比较合理和有利的。我国的情况却呈现1:2的倒比,这个数字发人深思

不得不“用脚来投票”

  面对来自海外的激烈竞争,反观我们的用人机制,不尽人意之处比比皆是。

  今年4月,失业达16个月的浙江省第一位脑外科博士郭品正,终于被美国加州大学医学中心高薪聘用了。35岁的郭品正原来在浙江大学医学院(其前身为浙江医科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工作。1998年12月14日,他意外地接到医院人事部送来的解聘通知而失业。谈到下岗“原因”,郭品正认为与他拒绝使用某种能拿回扣的抗生素药有关。这家医院人事部却认为,郭品正下岗是科室人员优化组合的需要。下岗后,郭品正先后向国内多家医院求职,却杳无音讯。在国内屡屡不得志的“落魄秀才”,最后却在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广州。1996年,颜光美等12名博士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集体回国,成为一大新闻。由于种种原因,与颜光美一道回国的博士,大部分离开了广州,其中4名又去了美国。

  据了解,待遇偏低并非留学人员归国的最大障碍。回国后缺乏良好的创业环境是令不少海外华人担忧的重要因素,最可怕的是偶然性太大的国内人才管理方式。

  人才外流令人惋惜,人才回来又倒流更使人寒心。教育部有关人士分析说,“吃一堑长一智”的心理不仅使不少当事人改变了回国服务的初衷,也令有回国意向的留学人员不寒而栗。他们无法用手投票,不得不用脚投票,一走了之。

大发展需要先进的人才制度环境

  中国国情研究小组康晓光研究员说,如果一个国家在人才争夺战上一步落后,就可能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等方面步步落后。用全球的视角来审视,我国最需要的是人才,最缺乏的也是人才。

  事实上,我国人才在总量上与欧美国家相比,差距并不太远。我国共有高等学校1022所,在校大学生340万人;全国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已达281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149万人。科技部有关人士认为,我国科技人员的总量规模与美国、日本、俄罗斯、欧盟等大体相当,倘若现有各类人才的智慧得以充分发挥,科技兴国完全可能实现。

  但是,我国目前的人事劳动制度滞后于社会发展,用人机制远远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落后的人事劳动制度已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了高级人才充分发挥潜能的巨大障碍,导致无法形成我国的“硅谷”。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人才浪费现象,绝大多数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有些人把“尊重人才”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其实不过是“好龙”的“叶公”;有的也知道人才重要,就是不愿为人才服务,成天闭目塞听;有的武大郎开店,时不时给人才戴上“不好管理”之类的“高帽”;诸如此类。少数人说了算的用人机制,制造了大量的人才外流、浪费现象。

  去年9月,北京市给只有高中学历、深圳户口、无初级职称的30多岁的钟涛评了高级国际商务师,轰动一时。这次职称评审的意义就在于打破了时间、地域的限制,突破了指标、学历、资历、户口、档案等方面对人才选拔、晋升的约束,以业绩为取向,使优秀人才有了充分展示自身价值的机会。目前,中央国家机关和全国31个省区市党政群机关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竞争上岗。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29个省区市实行竞争上岗的机关单位有48700多个,用于竞争上岗的职位有近35万个,各地实行竞争上岗的县处级和科级领导职位179000多个。

  社会发展推动了用人制度的改变,但从长远来看,目前的改革措施还远远不够。为此,我们还要向用人制度上的顽疾“开刀”,打破“由少数人选人”和“在少数人中选人”的传统选人用人方式,按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形成人尽其才的选人用人机制,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摘引自《新华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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