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失去了悠闲

[关闭此文章]


  我们生活在一个以工作为主导的社会中:被与消费职责紧密关联的工作伦理所控制。过去我们工作是为了创造以便保持我们的温饱,现在我们工作为挣钱,挣钱为消费,消费又是为了工作。

  我们现在都是勤勉的,然而从来没有担心过科技完成了必须由我们来做的工作。提供工作给靠社会福利生活的单身母亲不可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她更应该收拾小衣服以便孩子们能够一天三遍地换衣裳或做其他类似的事情,这比交给一个机器去做更经济。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以工作为主导的社会。我们的生活目的不再是赞美上帝和证明他创造的奇迹,而是通过手和脑的工作--主要是脑--去消费。利用微波和吃方便食品是为了腾出时间把孩子从照顾者那里接回来并在睡觉前让孩子吃饱,同时也是为了得到人类必需的而雇主一直总是嫉妒的足够的睡眠。(提醒你,一个跨国公司从来没有“睡眠”:它在任何地方都是“醒”着的,那就是在今天的社会里它如此兴盛的原因。)在一个工作做主导的社会中,工作和钱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时尚的是,作为一个雇员所享有的分红而不是生产率指明了你拥有股份的价值。如果你在网络业工作,那是更明显的。最后做定夺不是原始公正而是冒险。

  这个以工作为主导的社会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工头啊,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也不管天气怎样,早晨强迫我们起床,离开家去到由计划者所指定的遥远的工作地,乘坐公共交通车或驾车在臃塞的公路上,缩在车里收听广播(尽管一些人声称那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只是同他们的同龄人和他们的老师参加社会活动,家庭生活却是处于穷途末路当中,为了什么?的确,这个工作主导的社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礼物:一辆崭新的汽车和一次出国度假,以及一份你可以将多余的钱合理投资并聪明地保留的养老金。但这种社会是一个魔鬼,不要轻视它。它的兴盛是以牺牲公民的利益作为代价的。

  英国成年人的工作时间是欧洲最长的--平均一周48小时,这意味着有些人必须工作60到70小时,而且还不包括加班。然而我们的产量在欧洲是最低的,并且它仍在持续下降。我们已经疲惫和厌倦了--看一看在傍晚下班高峰时伦敦地铁站内那张张精疲力竭的面孔,真让人感到震惊。就连我们的爱情也倍受痛苦折磨。我们的性伴侣来来往往,因为我们无力留住他们。年轻人,到了30岁,发现自己找不到终生的伴侣。单身家庭成为普遍现象。旧有的社会结构正在瓦解:结婚变成了一系列的事件,拥有前夫或前妻的子女的家庭将超过没有的。

  在以工作为主导的社会,男人抱怨阳痿,女人则选择不要孩子。将工作之外的时间花在对孩子情感的关心上,对女人来说是事业上的中断。身为人母的女人不适应工作主导的社会。社会占了上风,因此生育率下降了。老人们也拒绝接受他们的孙儿。在工作主导的经济中,文书工作以乘方的速度扩张:每一家旅馆都有便携式电脑接口,旁边还会放上一堆宣传材料教你如何工作。我们和每一个人竞争,发展我们的技能。为了谋求一份工作不断接受培训,而当我们学好后,这个工作却被社会发展淘汰了。“适应性”是个人灾难的代名词。

  在工作主导的社会,语言也发生了改变:“职业”变成了“事业”。我们被教导得工作越来越努力,时间越来越长,而且看起来好象还是我们自己的兴趣。我们是如此易于被管理。我们想寻找一个人来斥责,结果只找到了自己,因此失去了争辩的天赋。工作主导的社会将老人、疲惫者、体弱者、和残疾人区别出来,但并不让他们休息。

  工作主导的社会,这个肮脏的家伙,他的接生员是女权主义(所有的妇女都到劳动市场,所有的孩子都被集体饲养),他的导师是国际商业学校,他与第三条道路政治结婚。细声细语的布莱尔主义是他的杂役,严厉的撒切尔主义,在诞生初期是一位非常有帮助的有权有势的仙祖母,但是现在却被忽略了。因为今天需要更多的胡萝卜,而不是大棒。

  我们都是工人,谁关心工人的福利?没有人。私人老板继续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大公司以牺牲工人的利益来满足股东的需要,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大的国家机构已堕落成为只有卡夫卡式的成本削减业务,由会计师来操作。他们的唯一责任是节省纳税人的钱,而这也是以牺牲工人为代价的。

  工会,在这个一切都讲磋商和共同事业而不讲对峙的女权主义时代,也已偃旗息鼓了。所有的老卫士们在密匝匝的车间里只能缄口不言。员工们经过多年的教育、教育、教育,将在昏暗的办公室内面对电脑屏幕度过他们的一生,只能乘经理没注意,偷着玩玩红心大战。

  工作主导的社会是生物科学的时代。我们愉快地飞向未来,到那时科学家将找到阻止我们变老,和让地球上的动植物服从我们的命令的方法,而不再遵循生死的天然模式。你餐桌上的硕大的西红柿中有鱼的基因,因此可以在寒冷的环境中生存;我拥有了一个新膝盖,而你无法区别它是否是天生的。备用的身体器官的克隆品将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些人可能会担忧,但并不足以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大惊小怪,或让我拒绝我的人造膝盖。

  乔治·奥威尔在1984年的设想和阿尔杜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的设想联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官方宣传语言的世界,我们被政府支配和监视,反抗被改变情绪的物质所缓和。在工作主导的社会,我们渴望改善神和/或自然的力量,但是我们既需要关注大的道德指导准则,其中公平性从来没有明显的界定;又要关注让所有的事情都公平。基因科技已经解决了人类在自然条件下的一个最大的不公平:即男人在他成年的一生中都可以保持生育能力,而女人的生育期只有25年左右。

  在工作主导的社会,女人开始享受生育平等的礼物。女人在年轻和处在事业高峰的时期将卵巢组织深深的冷冻起来:随你喜好选择尽量晚的生育期。突然,生物钟的滴答声变得柔和了,柔和得几乎让你听不见。可是新的问题也油然而生:工作主导的女人发现在仍旧年轻时找不到合适的伴侣,她们需要额外的几十年才能遇到自己的如意郎君。

  这将是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女人们先为事业打拼,然后在她们退休后,用养老金养活自己。如果她们这么做,当然对国家有利,可以省下现在不得不大方地花在生育和养育下一代身上的钱。雇主自然也满意。因为现在母亲不是称职的职员,她们老是想着工作以外的事,一下班就匆忙回家;父亲也是一样。只有单身的年轻人是最高收入者和最大消费者。

  在工作主导的社会,女人到40岁才有孩子没什么新鲜的。在基因技术的一点点帮助下,还完全可以推迟到50或60岁。这一点是最令人害怕和讨厌的。“孩子怎么办?”抗议者哭问道,他们试图寻求辩论,但只得到了沉默。谁期望在校门口遇到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谁期望早早便成为孤儿?但是如果在窘迫和不出生,在成为孤儿和不出生之间做出选择,我推测大多数人会选择生命。毕竟生在一个拥有不完美的父母的家里要比不出生强。谁的父母是完美的呢,谁又没有在校门口窘迫呢?忘记错误的年龄吧。

  在工作主导的社会,我们对年龄紧张,不遗余力地掩藏我们的年龄。我们发现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恋童癖者。“在校女生怀孕”的想法让我们感到恐惧和恶心。我们相信成熟的界定标准仍是年龄。我们认为15岁不宜发生性行为,而到16岁就可以了。我们和其它的国家竞争。我们忧虑在英国有这么多怀孕的女孩,而在荷兰却很少。教育是唯一的答案;要忘记荷兰的法定结婚年龄是12岁对有反抗意识的年轻人而言,禁止的才具有诱惑力。

  在工作主导的社会,年轻人不喜欢呆板、劳累的成熟压力,行为叛逆,对危险无所谓,听不进善意的警告。他们想着自己会永远健康。他们认为只有坏女孩才会怀孕。当他们被警告吸烟能引发肺癌,他们会比着看谁的肺最黑。对他们展示画有蜷缩在街角的瘾君子的海报,反而助长了吸毒成为时髦。如果性被视为放荡,性教育也失去了作用。

  在工作主导的社会,社会本身也女性化了,变成一种讲究共享、关心、宽容和抱歉的国家:就连官方语言也变得情绪化和谨小慎微。甚至当兵也是出于我们的喜爱。旧式的男性价值观:爱国精神、沉默、庄重、刚毅已被扫地出门。性别的区别已不再明显,就象双轨的铁道变成了单轨一样。

  说社会女性化并不是讲传统上属于女人的价值真的可以用来描述她们。就象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勇敢和坚毅一样,女人也不都温柔和善良,或者对她们的孩子是这样,当然也不一定,因为照顾子女已不再占据她们一生的时间。而男人,除了战争和保卫家园以外,也很难找到自己的特征。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性别以外的东西。

摘引自《自由工作交易网》


[关闭此文章]